我保送重点大学被顶替之后

近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冒牌民族生考上重庆状元的消息让我颇多感触。某个考生的父亲借助自己是招生办主任的职权，把孩子的由汉族改成了少数民族，希望借此能给孩子在高考中加分，结果被人揭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网上诸多关于该现象的争论。当然，事情也许远没有结束，这个把职权玩到了自己孩子前途上面的父亲其苦心固然可以理解，但接下来的事情恐怕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轻则处分重则免职的后果怕是要承担下来，更重要的是，在诸多媒体和个人的声讨中，那个原本凭借自己的本事就考取了状元的孩子，要承受的恐怕更多。

故事的发展充满戏剧性，如同一则经典的黑色幽默。早知道孩子能考上状元，父亲怕是也不需要做这点手脚了，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连孩子的前程也许都要受到些影响了。关于这个故事，近来口诛笔伐的并不鲜见，我也不想多说。只是我在想，假如这一次这个孩子没有靠自己的本事考取状元，假如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凭借本事考上大学的能力，假如这件事情像更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类似事件一样没有被揭穿呢？那么事情还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吗？还会有人来讨论那个违规的父亲的孩子是否应该受到牵连，还会有人支持或者反对重点院校来录取那个孩子吗？恐怕着一切都不会发生，发生的只有一个结果，在权力呵护下顺利走进大学的孩子前途光明，而被他顶替或者挤出录取行列的某个或者某些孩子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谁也没有办法预料。

我想讲一段切身的经历，也许没有任何评论的故事本身更能说明一些问题。

1994年我参加了高考，那是实行3+2高考制度的第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还在努力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以伦比的优越性，到了高三，我们颠覆了先前的理论，开始疯狂地记忆和背诵闻所未闻的市场经济，并充分颂扬其优越性和科学性。那一年的7月7号是高考的日子，就读于省级重点高中的我在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被保送陕西师范大学。那个时候我的家境贫寒到今天想起来都会落泪的地步，家里四个孩子都在上学，最大的妹妹和我一起毕业，而我的父母都是清洁工人，微薄的收入基本上仅仅能够维持一家人简单的生活，常常还会朝不保夕。其实在高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打定了主意要让妹妹去上大学，而我去打工供养几个小的妹妹念书。虽然家里四个孩子中我学习最好，曾是省市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干部，但我面临的选择并不多。意外被保送重点大学时我没有想到的，但我知道那是我的老师努力争取的结果。三年时间里老师时刻都关注和关心着所有孩子中间最贫穷也最努力的我。

保送名额确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外面打工挣学费，没有去学校。在我天真地意识里，只要是学校和老师通知了我的事情就一定不会有什么改变，然后改变还是意料之外地发生了。大约两个个礼拜之后，陕西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到了青海，并且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关于保送的考察和考试。这一次我才知道，突然之间多了两个与我竞争的同学。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同我一样意外，但老师毕竟是老师，经历的事情远比我们多，所以我的老师叮嘱我认真参加考试的同时跟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次去不了陕西师大，你肯定能考上比它更好的学校。”

考试那天我才知道，和我竞争的还有两个同学，全校就一个名额，竞争者就我们三个。其中一个是我的同桌，其母亲是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另一个竞争者是最后才出现而先前没有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父亲是青海省教育的一个干部。虽然我们一同去参加考试，但所有的同学包括我自己都觉得考试对于我们三个来说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两个竞争者的学习成绩与我相差甚远，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输掉这场稳操胜券的争夺战。事情的结果的确如同我们预料的那样，考试只是走了一个形势，不是对我，而是对那个教育厅干部的孩子，三年来与我朝夕相处的好朋友。

我在那个朋友家里接受了陕西师大来的招生老师的接见，他们在那个教育厅干部家里吃了午饭和甜蜜的哈密瓜，带着我和我的好朋友，进了一间屋子，参加了那次我毕生难忘的考试，并且只允许我用铅笔答题。语文数学两张考卷我用了二十分钟就答完了，那些考试题目简单的根本不需要动用脑细胞就能解答出来，我信心满怀地走出房间的时候别了一眼我的好朋友，他端坐在那里一个字也没写。我确定我基本满分，信心满怀地走出房间的时候还在替我的好朋友惋惜，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同学替我惋惜，第二天成绩就公布出来了，我以两分的微弱劣势被我的好朋友战胜，他被保送到陕西师范大学，而我则在离开学校两个月之后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保送资格。虽然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会输掉那场较量，但我还是觉得是那些简单的题目给了好朋友超常发挥的机会，他公正地战胜了我。于是我重新返回校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开始了冲刺，而我的好朋友从此从校园蒸发，直到有一天他摸进学校的时候被同学们围攻，这才供出是他的父亲做了手脚，让他顶替了我，这并非他所愿，也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他哭着对我说：“你学习那么好，完全有机会考上重点大学，而我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永远都不可能考上了。我们是好朋友……”

那一年的高考我心不在焉，牵挂着同时考试的妹妹的前途，也牵挂正重病在身的母亲。但我还是考上了重点大学，语文单科全省第二，作文据说满分，总成绩全省前五十。为了赌一口气，我报考了比陕西师范大学更好的师范类院校，并且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然后我就开始在建筑工地打工，筹备学费。两个月后我带着几十块钱赶往北京念书，工地的一段生活也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我的肠子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受到严重损伤，我开始大量地便血。由于种种原因，在北京求学的日子并不顺利，疲于打工和治病的我与学校和某些老师时时发生冲突，年少气盛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依靠打工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不到学校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在两年后奄奄一息的情形下被学校送上了返回家里的火车，那时候医生说我如果不实施手术将活不过两年。

其后是在北京长达七年的打工与治病，直到9年后的2003年我才重新回到大学校园，再一次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开始了迟到九年的求学生涯。而这个时候，命运就像是开了个玩笑，当初顶替我的那个朋友毕业之后辗转各地，最后又成了北京师范大学某个学院的老师，他说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他可以帮我，但我没有接受。我一直都没有恨他，也许当初他的父亲为他安排那条路的时候，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毕竟那一年我们全省文科的升学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九，11个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院校，包括中专。我的班级升学率全省第一，七十个同学中间也仅有二十八个考上了包括中专在内的学校，如果没有那样一个在教育厅当干部的父亲，他也许就只能像所有落榜的那个学那样或者去补习，或者开始摆摊设点谋求生计，或者也会像更多失去学业的同学那样，成为无业游民混迹街头。

我没有把自己后来的命运变故归咎于那个朋友，但人生中最关键的也许就是那么几步，如果我当初考不上大学，我就彻底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如果我当初不到北京，也许就不会发生学校里的那么多不足向外人道的事情，也许就不会离开学校，不会失去九年宝贵的时光，不会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奔波九年之后才结束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生活重新回到大学校园。毕竟，那一次被顶替，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了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假如没有被顶替，也许生活将是另外一番光景。

然而，生活中没有假如，只有冷酷的现实。那个曾经让我尊敬的同学父亲，最终玷污了一个长辈在孩子心理的形象，也彻底改变了一个他曾经多次亲口夸奖的孩子的一生。而我在13年之后的2007年才终大学毕业，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的时光，也失去了很多可以为这个忧心忡忡的社会做事的机会，我只能依旧奔波在北京的人群里继续挥汗如雨地耕耘，继续找寻我的梦想和未来。那个朋友就在师大的某个楼里办公，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我不恨他，但永远都不再是朋友。

篡改民族也好，作弊取巧也好，每个人脚下的路都不会因为这一次考试而停止延伸，但一次职权的滥用，一次不公正的竞争，都会影响一个或者一些原本无辜的孩子的前途和生活轨迹。前不久被人冒名上大学的那个孩子到今年还没有办法确定身份，还没有权利上学，还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个孩子主张权益，一次职权呵护下的不公正的竞争和录取，一次明里暗里的舞弊，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被顶替的那个孩子，始作俑者自己的孩子呢？被大学开除之后，未来的道路又将如何？当一幕幕教育黑幕被层层揭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反思，该关注，该为校园和教育这一方最后的净土的前途感到担忧？如果这一片土壤都已经腐朽和衰败，在上面长出来的还能是健康的果实吗？

陈年旧事，权当聊资。仅为陈述旧事，对文中涉及之人与学校并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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